中華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主流，儒家學說的薪火相傳又以儒學文獻為主要載體。《論語》一書作為儒家經(jīng)典“十三經(jīng)”之一，在經(jīng)學史上地位特殊，歷來備受學者重視。兩千多年來，《論語》流傳極為廣泛，其中的思想已經(jīng)深深沉淀到中華民族的心理特質(zhì)之中，成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前進的文化基因之一。
自漢朝以來，注解《論語》者代不乏人，各種著作汗牛充棟，至今仍層出不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到二十世紀前期，有關(guān)《論語》的著作已達三千多種。如果再加上之后新出的著作，現(xiàn)在的統(tǒng)計結(jié)果粗略估算將近四千種。
《論語》作為記載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跡的重要典籍，總字數(shù)不過一萬五千多字。那么，經(jīng)歷兩千多年眾多學者持續(xù)不懈地研究，《論語》一書中的奧義是否已經(jīng)闡發(fā)殆盡，到如今幾乎沒有研究空間了呢？從實際情況來看并非如此。1951年，顧頡剛先生在給上海學院的學生講授《論語》一書后，撰寫了一篇名為《〈論語〉研究之主要問題》的讀書筆記（見《顧頡剛?cè)ゎ欘R剛讀書筆記第四卷·虬江市隱雜記［三］》），總結(jié)《論語》研究在當時仍然存在的主要問題，認為“《論語》中問題大別之有四”：“一曰孔子之真實史跡問題”“二曰《魯》《齊》《古》三種本子之異同問題”“三曰漢宋解釋之異同問題”，“四曰清人之考證問題”。在談及“清人之考證問題”時，他指出：“清代學術(shù)，剖析豪芒，大足補漢、宋之缺；惟其見聞猶不如今人之廣，眼光猶不如今人之銳，亦尚有我輩工作之余地也。”
顧頡剛先生所論，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論語》研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時至今日，伴隨著出土文獻中《論語》類材料的不斷涌現(xiàn)（如上博簡中有關(guān)孔子及其弟子的篇章、安大簡《仲尼曰》、王家嘴楚簡《孔子曰》等），為《論語》的研究帶來了新契機。根據(jù)最近幾十年的學術(shù)成果，可以看出當前的《論語》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仍存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一、從文字本義的角度對《論語》中某些疑難文句進行解讀考證，從古文字形體演變的角度合理解釋各種歧說產(chǎn)生的根源，定分止爭。
《論語》一書作為先秦典籍，文辭簡奧古樸，后世學者理解起來存在很大隔閡，這是產(chǎn)生各種歧說的原因之一。針對這種情況，需要研究者將《論語》一書中的某些疑難文字詞匯放到先秦時期的文本環(huán)境中，從文字本義的角度來考察《論語》文句的確切含義。例如《述而》篇第11章“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中的“暴虎”一詞，又見于《詩經(jīng)》的《小雅·小旻》和《鄭風·大叔于田》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注云：“暴虎，徒搏。”此處的訓釋語“徒搏”所指的具體含義并不明確，既可以理解為徒手，也可以理解為徒步。兩漢時期的學者或?qū)ⅰ氨┗ⅰ苯忉尀椤翱帐忠圆薄盁o兵（兵器）搏虎”，即理解成徒手，其實是有問題的。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一書中引用裘錫圭先生的考證意見指出，“暴”的本字，金文作“虣”，甲骨文寫作上從戈，下從虎，“暴（虣）”字之本義是以手執(zhí)戈搏虎，并非“空手”“無兵”而搏虎。《集解》引孔注把“暴虎”解釋為“徒搏”，本當是指不乘獵車徒步搏虎，徒手（不用兵器）搏虎之訓當屬后起，甚至是誤解。通過這種“返本歸原”式的考證，探究文字的本義，有助于深入理解《論語》中的某些疑難字句。
同時，從古文字形體演變的角度，也可以合理解釋《論語》各種歧說疑義產(chǎn)生的根源，從而澄清各種誤解。例如，《子路》篇第12章——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其中的“世”字，古代注疏者何晏《集解》引孔注、皇侃《集解義疏》、朱熹《集注》等都根據(jù)《說文解字》“世，三十年為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之說解釋為“三十年”，現(xiàn)代的譯注新解也大多認同此說。如影響較大的楊伯峻《論語譯注》即將此章譯為——孔子說：“假若有王者興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其實，《說文解字》“三十年為一世”之說是許慎誤將“世”字的小篆或隸書寫法與“卅”字形牽合而導致的錯誤解釋。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世”字寫作樹枝上有樹葉之形，是截取“枼（葉）”字上部而成的分化字，因樹葉大多一年一凋謝，猶如人類社會的世系更替，故引申而有“世代”之義。戰(zhàn)國時期，秦系的某些“世”字和“卅”字的寫法已經(jīng)非常接近。到了漢代隸書中，“世”與“卅”字的字形幾乎完全一樣，區(qū)別僅在于“世”字下部的橫筆向右延伸有出頭之勢，而“卅”字下部的橫筆右部不出頭。古文字形體的高度相似，導致許慎在編撰《說文解字》時誤將本義為“世代”的“世”字與本義為“三十”的“卅”字牽合在一起，不僅將“世”字歸入“卅”部，而且將“世”字之義據(jù)小篆字形解釋為“三十年”。其實，“世”字根本沒有“三十年”之訓，應(yīng)當解釋為“世代、父子兩代人相傳”才是。在長期的研究中，也有部分學者指出“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不可信，而采取“世代”之說，如方驥齡《論語新詮》、黃懷信《論語新校釋》等。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考證辨析各種歧說致誤的緣由，故信從者寥寥。因此，以文字本義及其形體演變?yōu)榛A(chǔ)的《論語》會通考辨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出土促進了古文字學研究的飛速發(fā)展，古文字學科的繁榮又為我們從文字學的角度研究《論語》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上引顧頡剛先生之文，在當時就認為清人之考證“惟其見聞猶不如今人之廣”。如今的《論語》研究者，面對眾多前人未曾見過的先秦兩漢時期的出土古文字材料，見聞之廣遠邁前人，更有條件有可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從文字本義出發(fā)對某些《論語》疑難字詞進行深入考證，根據(jù)古文字形體演變合理解釋各種歧說產(chǎn)生的根源，從而廓清迷霧，止息紛爭，這是當前《論語》研究應(yīng)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一。
二、綜合各種文獻材料盡量恢復《論語》中某些章節(jié)的語境。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導致《論語》歧說紛出的原因還在于《論語》一書中有許多章節(jié)語境缺失，導致說話者（主要是孔子）言辭的意義指向不明。也即，說話者是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所說的有針對性的話語，《論語》作為語錄體著作，大都僅記錄所說的只言片語，而將特定的情境省略不錄，導致后人在理解這些話語時因語境缺失而無所適從。例如《禮記·檀弓上》“有子問于曾子曰聞喪于夫子乎”章，其中“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確實是孔子所說的話語，然而卻是“有為言之也”，即孔子是針對某種特殊的情境才這么說的。若是讓不明語境的孔門弟子（如曾參等）記錄下來冠之以“子曰”載入《論語》，而《檀弓上》中的這段原始記載反而缺失的話，則難免會讓后人產(chǎn)生誤解。反過來說，若是能從典籍文獻中找到可以復原這些章節(jié)語境的材料，那么這些章節(jié)應(yīng)該是可以獲得較為確切之解釋的。前人的注疏訓解在復原語境方面其實已經(jīng)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例如《八佾》篇“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兩章，前人或?qū)⑵鋾r代背景系于魯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逐昭公之時，“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對于深入理解此二章之確切含義很有幫助。《八佾》篇“哀公問社于宰我”章，清人李惇《群經(jīng)識小》以為，《春秋》哀公四年記載“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本章的背景當是火災后重建亳社。劉寶楠以為“其說頗近理”。時孔子仍在陳，故后文云“子聞之”。這種背景的補充，對于確切理解此章章旨也大有裨益。又如《雍也》篇“仲弓問子桑伯子”章，前人或指出《說苑》中有關(guān)于子桑伯子之事，與此章可以相互發(fā)明。《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章，子夏的交友之道“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與子張的交友之道“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截然不同。東漢蔡邕《正交論》指出：“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泛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劉寶楠也指出，“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結(jié)合《先進》篇孔子所說的“師也過，商也不及”，則“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章的語境就很明確了：二人之所以接聞于孔子的交友之道不同，正是孔子針對二人的性格特點（一個失之于寬，一個太過狹隘）因材施教而給出的建議。前人古注中恢復《論語》某些章節(jié)語境的成果需要匯集整理，融會各種材料加以深入考辨。今人新出的論著中也有一些結(jié)合語言情境研究《論語》具體章節(jié)的內(nèi)容。如畢寶魁《〈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本義辨析》一文即對孔子說話的背景進行考察，認為這句話是在孔子“居衛(wèi)月余，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史記·孔子世家》）的情況下所說，“女子與小人”是指同時陪伴衛(wèi)靈公的南子和雍渠，也包括他們倆代表的兩類人：即君主的嬪妃姬妾等女子和在君主身邊侍奉飲食起居獻媚邀寵的男寵宦豎之小人。這種恢復語境的工作，雖然不能說其結(jié)論必是，然這種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對《論語》中有歧義章節(jié)的深入解讀，因而也具有其學術(shù)價值和意義。
不過，由于先秦兩漢典籍文獻數(shù)量有限，能夠用來復原《論語》章節(jié)語境的材料大都已被前人的注疏所注意，因而此項工作時至今日其實已經(jīng)進入“瓶頸”階段。好在地下出土的大量先秦兩漢時期的簡帛新材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世先秦兩漢典籍文獻不足征的缺憾，也為我們復原《論語》某些章節(jié)的語境提供了新的契機。如清華簡（六）《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之言，似可作為《公冶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語境背景；“或曰”者與孔子之間的對話應(yīng)當是以管仲此語為前提的；其人此語放到《管仲》篇的語境中，言外之意實際上是說冉雍不“成器”，這就與孔子素許冉雍之語（如《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相矛盾，故而引起孔子言辭激烈予以辯護。
利用傳世典籍材料，同時結(jié)合新出土的簡帛文獻材料，努力恢復《論語》中某些章節(jié)的語境，從而正確解讀《論語》的原始含義，這是當前進行《論語》研究應(yīng)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二。
三、結(jié)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的成書情況，對《論語》中某些涉及史實的章節(jié)記載的可信性進行具體分析。
根據(jù)學界目前對先秦經(jīng)典文獻成書情況的認識，《論語》一書中所記載的孔子及其弟子之事跡應(yīng)當大致可信。然“古書多造作故事”（余嘉錫《古書通例》之語），其中的某些章節(jié)間或有不盡可信者。如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中考證認為，《論語》一書，“義理精純，文體簡質(zhì)，較之《戴記》獨為得真，蓋皆篤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間也”；而后五篇“多可疑者”。又如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也說：“（《論語》）其中未嘗無一部分經(jīng)后人附益竄亂。大抵各篇之末，時有一二章非原本者。……《論語》雖十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后人依托，學者宜分別觀之也。”梁啟超同時還引《洙泗考信錄》中所作考證，認為《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皆非史實。前人的這些研究結(jié)論受到當時學術(shù)思潮的影響，未免有“疑古”過勇的弊病，某些具體的細節(jié)考證不盡可信。然《論語》作為先秦古書，其中某些章節(jié)的可信性確實有必要結(jié)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的成書情況進行具體的考證分析。當前學界對于《論語》中某些章節(jié)可信性的考辨工作，大都是零散而不成系統(tǒng)的，因而在這方面仍存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對《論語》一書中某些涉及史實的章節(jié)，結(jié)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的成書情況進行系統(tǒng)的可信性考辨，從而盡力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這是當前進行《論語》研究應(yīng)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三。
以上三個方面的《論語》研究工作，是當前學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需要繼續(xù)深入研究的重點領(lǐng)域。我們有必要在廣泛吸收總結(jié)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地下新出土的先秦兩漢時期的簡帛材料，對《論語》一書中至今仍有歧說疑義的章節(jié)進行深入考證辨析，從學理層面促進《論語》的文本研究繼續(xù)深化。
2017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關(guān)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提出“傳承中華文化基因”“深入闡發(fā)文化精髓”“加強中華文化研究闡釋工作”“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yīng)、與現(xiàn)代社會相協(xié)調(diào)”等任務(wù)要求。作為儒家基本經(jīng)典的《論語》一書，如今的研讀者可謂盛況空前：中小學將其定為課外閱讀書，很多高校也將其列為選修課。2018年初，北京市“高考說明”將《論語》納入經(jīng)典閱讀考查范圍。當前情況下，對《論語》一書進行深入研究，既可以解決文化傳承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現(xiàn)實問題，也可以深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核心思想價值的闡發(fā)，因而是一項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的基礎(chǔ)性研究工作。
（侯乃峰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